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哪个影响更大?

So is it nature not nurture after all?

在发现基因的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但是“先天发育”和“后天培养”,哪方面对人的性格和行为影响更大,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著名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的新书《Blueprint》(蓝图)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可能引发一场热议。他在书中提及,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性格多半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书中最新的科学证据十分有力,不容忽视。本文编译自the Guardian的原题为“So is it nature not nurture after all?”的文章。

著名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就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

图片来源: Martin Godwin,《卫报》

编者注:许多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遭到虐待、营养不良等超乎寻常的刺激,那么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性格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认知能力容易无法达到潜力的水平,性格也容易与我们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下本来会发展成的样子有较大出入,但在一个正常和平均的环境下(没有严重的虐待、不良的刺激和营养不良),先天基因在决定认知能力和性格方面就占更大的主导作用了。

在科学领域最有争议的话题中,对于人类性格、行为影响因素的讨论一直都很热烈。我们的性格究竟是环境影响的产物,还是基因影响的产物?我们的行为是自然力量的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塑造出来的?大部分人都会认可两者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哪股力量是主导力量,一直都没有定论。

这个争论也发生在关于不同种族之间差异的研究。1994年,著名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霍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著作《正态分布》或称《钟形弧线》(The Bell Curve),就触及这个“禁忌”,书中的做出的结论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是不同的。

默里和霍恩斯坦的著作《钟形弧线》

在他们之后,许多权威学者也公布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但是因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因此长期被忽略甚至压制。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我们之前的优质文章:

虽然对《钟形弧线》一书的结论有不同意见,但美国心理学家、基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支持该书中提供的数据。他的新书《蓝图:DNA如何决定人类性格》中引用了最新的基因学研究,他认为:性格特征的根源,不在于父母在你童年时期如何对待你,而是取决于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基因。

罗明发现,基因遗传能解释不同人之间的心理特征差异(比如性格、精神方面)的50%。这也就意味着还有50%是环境影响。不过,普罗明认为,剩下的50%不能归于计划中、稳定的环境影响,因为环境是无法事先计划的,其中的因素是不可控、无法预知,和看似随机的事件。对于我们能够掌握的环境影响,普罗明认为其中大部分其实是基因表达的产物。

普罗明在书中写道, “我们现在知道, 导致人与人之间心理差异的系统性力量,主要是DNA差异。环境的影响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这几年认识到,环境几乎是随机的、不系统、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编者注:这不是说基因提前决定了我们的全部人生,或者操纵我们去行动,而是说我们因为先天基因的差异,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先天倾向,并且强弱不同,而不是一个中性的机器。)

早在基因检测技术被广泛使用之前,普罗明是通过他进行的领养实验闻名学术界的。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的2600多名双胞胎实验样本,包含相当数量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基因上基本完全相同)。这样的双胞胎被放到背景不同的领养家庭环境下被养大,结果发现他们在学校科学课上的成绩差异远没有想象的大,而是趋同。研究甚至得出结论:成绩差异60%是由基因影响的,环境影响占次要部分。

普罗明的学术论文:

《9岁男孩和女孩双胞胎的科学课的成绩的遗传和环境影响的研究》

链接

普罗明准备了30年才开始写这本《蓝图》,此前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调查,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依据是对双胞胎的长期跟踪调查。不过,这本书之所以推迟那么久,普罗明承认是因为自己“畏畏缩缩”。一直以来,不管是从基因角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还是发表相关的研究都是“危险”的。

笔者在对普罗明的访谈中问道,为什么这种研究是危险的。他回答说,“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基因学的文章是被禁止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环境因素导致,比如,人们认为,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因为在其生命的前几年,母亲做错了某些事导致的。听起来荒诞,但是在那时候这就是科学的‘正统’,似乎一提到基因因素都让人难以接受。”

而现在这样森严的禁忌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目前,从基因学角度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从基因学角度去研究其他学科,比如教育学,那么你还会被认为“是魔鬼的帮凶”。

但是,他仍然认为环境在好转,几十年来,他被指控为纳粹,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说他了。

基因学的发展从150年前开始;65年前,人类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15年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图谱。人类在科学方面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解答“普罗米修斯火种之谜”的程度。虽说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基因是决定生理健康与否的关键,但是谈到基因对我们心理影响,也就是解释我们的行为和性格特征时,还是面临很大的争议。

要说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跑多快、跳多高、近视有多深,这些都很容易接受, 但是要说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有多聪明、能否理解他人、或者是不是反社会,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些特征是社会条件所致,是一个人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影响的。

毕竟,如果有两个小孩,有父母的爱和关注,一个在在温馨、安全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有足够的条件促进智力发育;而另一个没人关注,成长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很容易预测哪个小孩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一般来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普罗明认为,两个孩子的表现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不及自身生物学影响大。他强调,人的行为表现大部分是基因遗传所致,不是成长环境塑造的。

普罗明提出的这种概念很难消化,原因有几个。首先,不管是谁,都能举出环境对结果造成极大影响的例子。比如,如果把一个小孩长期关在房间里,不让他阅读,不让接触书籍,13岁之后才放出来,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有阅读障碍。

普罗明觉得,在一个教育已经普及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是基因导致的,而不是家庭环境或学校教学质量。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外在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远不及人们想那么大。

基因科学的历史并不长,在此期间,曾有过一个误解:“某单个基因的存在与否,是某类疾病、异常、失调等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些环境决定者会要求拿出证据来,如果某个疾病不能用某单个基因异常来解释,那他们就宣称基因学不能解释疾病的产生。但是单基因导致的疾病很少见,而且在心理学方面没有单基因导致的疾病。

过去几年有了一个重大突破,多基因检测(polygenic testing),能够将多个基因(几千个)与行为差异联系起来。目前,没有人完全明白不同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普罗明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明白多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可以使用其预测人的行为倾向。多基因检测可以帮我们进行遗传性特征预估,也就是用来得出与心理及生理相关特征的遗传预测。

用于基因检测的SNP Chip

参与研究的人的基数越大,预测就会越准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自己基因组的图谱,研究基数会一直增长。

“我们不仅能用这些数据解释GCSE(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等地区的中学教育证书)考试成绩的差异,还能预测某个体的父母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普罗明说。

批评普罗明研究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心理学家詹姆斯(Oliver James)。詹姆斯认为“坚持用基因科学视角研究问题是没有希望的”。他更倾向于环境学说,因为这个视角讲出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可以用父母的失职、社会的失灵和教育上的忽视来解释很多问题。

我问詹姆斯,有什么问题想问普罗明。詹姆斯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普罗明才肯接受“基因在解释人类心理特征从父母传给孩子的过程中很少起到作用,甚至没有作用”的观点。

1937年,在伊顿公学对哈罗公学板球比赛场外,来自哈罗公学的学生和当地的男孩。遗传因素是否在社会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你上的哪所学校更重要?摄影:吉米·森那美/ Allsport

当我告诉普罗明,我咨询过詹姆斯的意见时,普罗明无奈的翻了个白眼。他坚持说,詹姆斯不明白,或没跟上最近几年基因学的进展。

“随便找个研究,里面都会提到基因起到的作用。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噢,父母和孩子很相似,所以是环境因素导致的。’现在我们有了DNA证据,已经有20项研究,都用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的方式成功预测了受教育程度。反对的人必须驳斥这样的证据是如何站不住脚的。詹姆斯的视角完全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环境决定论),完全没有数据做基础。”

在《蓝图》中,普罗明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观点:即使表面上是环境影响,也可能是受到基因影响而产生的。普罗明将其称为“后天培养的先天特性(nature of nurture)”。在考虑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教育及职业结果之间的关联时,我们会倾向于觉得是环境方面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高,会让孩子也享受到特权,从而限制社会流动性。

但是基因学“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解释完全反转”,普罗明写道。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社会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的衡量,而受教育程度又是有遗传性的,那社会经济地位就成了有遗传性的特征了。因此,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比享受到的特权对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

詹姆斯认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接受了遗传的观点,就会导致穷人活该受苦,富人就该享福的结果。《卫报》今年就刊登过一篇社评,评价普罗明(和其他科学家)此前发表的研究。社评认为,普罗明的研究观点“煽风点火,有害社会”,因为普罗明认为:“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之间考试表现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基因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精英学校学生的成绩相比普通学校优秀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学环境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筛选了平均智商更高的学生)。” 

艾瑞克·图克海默是弗吉尼亚大学基因学与人类机构项目的领头人,他写了篇文章,批评上述研究将这些可能由环境导致的影响归结于基因影响。“研究中缺乏有力的证据,既不能让人相信基因影响,也不能说服人是环境影响。”他总结道。

但普罗明说,自己的研究很有力,指向了基因学方向。

当普罗明被问道,他的研究发现是不是支持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时,他回答,“研究虽然说明基因是影响我们性格的主要系统性力量,但这对政策的制定不一定有影响。看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资源应该放在最优秀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都不管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知识资本,取决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另一些人反而可能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可用资源都放到基因方面没有优势的孩子身上,让他们达到最基本的文化水平,会读书算数,以便他们也能加入到技术越来越先进的社会中来。”

如果我们确实找到办法,排除了环境带来的差异,普罗明写道,我们就必须接受剩下的基因带来的影响。因为随着环境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比如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身体和心理的虐待等现象的减少—编者),基因带来的差异效果就会更明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机会平等,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承认基因影响会导致结果不公平(也就是营造一个机会平等,但不是结果平等的社会—编者)。

作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普罗明觉得我们必须跟着科学的脚步,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正确”。“对总比错好”,他说道。

或许普罗明报告中最不同寻常的方面,不是平等问题,而是对精神疾病治疗方面的反思。目前,精神健康治疗遵循的是经典的医学模型,目的是诊断出患者有何种失调,而不是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基因研究表明,精神失调方面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一个范围。而决定我们在范围中身处何处的,正是我们的基因。

普罗明举了抑郁症方面的例子。比方说,两个对照组,分别由患有抑郁症的病人与正常人组成,两组之间有1000个基因差异,那么在正常人中,可能人均有500个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差异,不过很多人的基因差异数量不多。基因差异数量越多的,患抑郁症的风险越大,数量越少,风险就越小。这是个概率问题,而不是必然的。而在有抑郁症基因倾向的人中,更容易有不可预知的事件发生,诱发抑郁症。

“这项基因研究的结论,影响是巨大的。没有性质上的精神失调,只有在量上的维度差别。也就是说,你无法治愈某种精神失调,因为精神失调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看量,你可以改善症状,比如精神分裂症现在就是这样治疗,但是医生不会尝试,也无法解决背后的问题。他们只会说,‘针对有些精神失调现象可以通过认知行为治疗(CBT)来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生活。’

这样的思维,在心理治疗社区里,自然会成为禁忌。但是,如果你也觉得精神失调的诊断有些武断,让人不解的话,看到普罗明的说法,会觉得一定程度上很有道理。普罗明相信精神科学已经在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做出相应调整,尝试使用光谱系统(Spectrum),疾患将不再只是‘类别分类’。“谱系就是维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普罗明说。

这一切都意味着,“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分别已经不只是模糊,而是人工划分的两个极端。“他们都是连续的特征谱系上量的极端罢了。”普罗明说。

在这场冗长又令人深思的访谈结束时,我问普罗明,他的新书可能受到什么样子的评价。他说,“我也很紧张,我知道我的研究已经改变了心理学,会改变临床心理学,正在改变生命科学的各种领域,最终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改变的节点,我只能屏住呼吸,看看将来会朝什么方向改变。”

基因学家可以根据普罗明说法的有力程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普通人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而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个社会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在详细了解之后,再下结论和思考应用。

在科幻小说里,不乏有人类利用甚至滥用基因信息的情节,而现实生活中,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只要是进取的做法,都要面对科学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罔顾科学事实。

乌鲁木齐市长:维吾尔族不是突厥人后裔

乌鲁木齐晚报8月20日发表署名为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市长 牙生·司地克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不是突厥人后裔,更与土耳其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局面。

市长讲的有科学证据吗?

其实土耳其人也不是突厥人后裔。查看这里

昭武九姓

鉴于中国古代典籍对于古代西域的详细描述,特别是汉唐时期的地图,文献,为考证塔吉克斯坦现在的地名是很有帮助,这也是对于研究丝绸之路经过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一些基本而又重要佐证。

重点关注米国和安国的描述。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国内历史学家在涉及到彭吉肯特地名的时候,均翻译为片治肯特。 乌勒提尤别 实为乌拉秋别。)

昭武一词的语源,尚无定论。《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

目录

  • 1简介
  • 2昭武诸国概况
  • ▪ 康国
  • ▪ 米国
  • ▪ 曹国
  • ▪ 何国
  • ▪ 安国
  • ▪ 石国
  • ▪ 捍(钹汗)
  • 3各国汉译名称来源

  • 4影响

1简介

“昭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昭武九姓的史料始见于《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的各 《西域传》。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和中国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

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10多个小国的的泛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

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盘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6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7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8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2昭武诸国概况

康国

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是昭武九姓的中心。大臣3人,共掌国事。兵马强盛,多是赭羯(意为战士)。唐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696年(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王。712年大食破其城国,国王乌勒伽投降并缔结条约,但于719年(开元七年,回历百年)复上表请唐助其反抗大食。744年(天宝三载)唐封其子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

米国

米国治钵息德城(今片治肯特),与康国关系密切。

642年(贞观十六年)为西突厥所破 。

654年(永徽五年,回历33年)为大食所破。

658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

718年(开元六年)二次遣使来唐的米国王当即片治肯特领主迪瓦什蒂奇,于722年被大食人所俘,旋被杀。

731年康国王乌勒伽请唐封其子默啜为米国王。

744年唐赐米国王为恭顺王。

760年以后片治肯特废弃。

曹国

西曹治瑟底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伊什特汗),与康国关系密切。

731年(开元十九年 )唐封康国王乌勒伽之子咄喝为曹国王。

天宝三载赐曹国王为怀德王。

中曹治迦底真城(在今撒马尔罕西北之凯布德)。

东曹首府布恩吉卡特,一说在今乌勒提尤别,一说在乌勒提尤别西南之沙赫里斯坦。

722、740年曾屈服于大食人,但直到752年(天宝十一载)尚上表唐朝请击黑衣大食。

何国

何国在今撒马尔罕西面。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安国

安国在今布哈拉地区。唐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多次抗击大食入侵,其子安国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710年由大食埃米尔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向唐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曾遣使来唐,751年为大食人所杀。阿悉兰在位7年,被大食哈里发下令杀死,其兄弟在位7年,于782年(一说783)又被杀,其国遂亡。

在泽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即穆斯林文献所称的粟特境内,还有东安国,西安国,毕国和史国等国。除上述地域外,还包括石国与捍。

石国

石国在今塔什干一带。658年(显庆三年)唐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大食人侵入石国。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 。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 。739年(开元廿七年)莫贺咄吐屯复助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封为顺义王 。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入侵 。750年(天宝九载)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败唐将高仙芝军。753年唐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于唐。

捍(钹汗)

即拔汗那。

上述诸国均在窣利(粟特)境内。

火寻等国:火寻即花拉子模,在阿姆河下游两岸地区。乌那曷,旧安息之地,都城在阿姆河西,东北去安国400里,西北去穆国200余里。穆国,都城在阿姆河西,亦安息故地,东北去安国500余里,东去乌那曷200余里,今名查尔米。漕国,当即漕矩吒,都鹤悉那,今名加兹尼,8世纪初起臣属罽宾。

汉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迁,以河西昭武(昭武即王城,今甘肃临泽昭武,张掖附近)为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进入中亚粟特地域(索格底亚纳,Sogdiana,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征服当地土著,形成若干城邦,稍后,为嚈哒统治,一度被迫改姓温(温那沙),嚈哒衰落之后,各城邦重获独立,复姓昭武,形成以康国为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唐代又称“九姓胡”或单称“胡”,西文则称之为“粟特”(Sogdians)。后又部分接受突厥及唐朝的统治,八世纪国亡于大食,此后其国人大部分逐渐突厥化、伊斯兰化,成为今日中亚乌兹别克人之一分子,小部分余众则散入塔吉克人之中。

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并州、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炖煌郡炖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

3各国汉译名称来源

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位于今撒马尔罕(Samarkand)附近,唐朝时曾设康居都督府,但其汉译名称的来历尚不能说已经完全探明。或以为康国即汉代的康居,匈奴中有单于名羌渠,其别部也有名为羌渠者,可能与羯胡类似,都出自西迁之前的月氏,羌渠或为康居之异译,则康国本为月氏之一部;然而关于康居与粟特的关系,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两者更像是大月氏西迁途中所停留的两个中间站。另一说“康”为“撒马尔干(Samarkand)”之末音节节译,其别译尚有“悉万斤”、“萨末鞬”等等,而“康”之义则为“国”(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此外还有一说,谓“康(kand / kang)”来源甚古,可上溯至祆教圣经《阿维斯塔》中(张一纯《经行记笺注》)。后两说其实未必矛盾。康国在昭武九姓之中地位最高,其来源较古也算合理,康国位于粟特城邦东部,是东粟特的中心,来华的九姓胡人也以康姓最为多见。北朝隋唐为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曾经流传这样的俗语:“千年之狐(胡),姓赵姓张;五百年狐(胡),姓白姓康”,可见当时康姓为融合未久的西域胡人的典型姓氏。

安国,是西粟特的中心,位于今布哈拉(Bukhara)附近,唐朝时为安息州,其汉译名称的来历也当与汉代的安息有关。安息是波斯帕提亚帝国的汉译名称,源于其建国者始祖之名。安息的东境已达西粟特地区,所以后世安国的“安”应即“安息”之简称,此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释。安姓与康姓来华都很早,在汉魏初期即已见诸记载,当时多为佛教的有力传播者,如安世高、康僧渊等,他们也是后世胡人安姓康姓喜好冒认的祖宗。五胡时代,卢水胡中也已出现安姓胡人,可见“安”也是月氏内部固有的部落名。

曹国,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记载中又分为东曹、中曹、西曹等,大致对应于苏对沙那(Sutrushana / Ushrusana)、劫布坦那(Kaputana)、瑟底痕(Ishitikhan)等。从这些中亚地名的对音似乎很难找出“曹”这一汉译名称的来历,然依下述论据来看,“曹”很可能如“石”、“康”一样源于西迁之前的月氏部落名,而与中亚粟特地区的地名无关。目前可以确定为昭武九姓的曹国人来华者最早出现在北朝后期,当时他们来到中国为何以“曹”为汉译之姓?一种可能,其部落名称本与“曹”发音或意义接近,另一种可能,在华早有其同部落之人以“曹”为姓,遂依其传统取汉姓“曹”。

石国,也称者舌、赭时、柘析(Chach)等,位于粟特地区的东北端,今塔什干(Tashkent)附近,唐朝时为大宛都督府。经过陈寅恪、蒲立本等人的考证,已基本弄清其汉译名称之来历:“石”为义译,“羯”、“柘析”、“赭时”等则为音译,本为月氏内部的部落之名,大月氏西迁将其一部分带往中亚粟特,而另一部分则流入匈奴之中。

米国,当为“弭秣贺(Maymurgh)”之首音节节译,位于康国东南百里,唐朝时为南谧州。中古时代的康、安、米氏几乎为昭武九姓所专有,而安氏与米氏尤为独特,因这两个姓氏此前均不见于华夏,是最明显的粟特胡人姓氏。

何国,当为“屈霜你迦(Kushanika)”之首音节节译,位于康国与安国之间,是连接东西粟特的枢纽,又译为“贵霜匿”,唐朝时为贵霜州。因“何”为华夏旧有之姓,故何国胡人入华后,较难辨认出其粟特身份。

史国,当为“羯霜那(Kashana)”之次音节节译,位于粟特地区的东南端,又译为“佉沙(Kish)”,唐朝时为佉沙州。史为昭武九姓中较大的一个姓,虽然其入华史不如康、安、石等悠久,但其名声却颇为显赫。

其余尚有穆国(木鹿,谋夫,Murv,位于粟特地区的西南端,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地区),毕国(戊地,伐地,Bitik,位于安国之西,又名西安国)等。

也有史学家指出昭武九姓并非月氏,月氏(土火罗人)使用的吐火罗语文属于印欧语西支,而粟特语属于印欧语东支。也有可能月氏西迁后接受了当地人的语言,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根据cinason及林梅村等文字改写。

4影响

昭武九姓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新疆信仰如何从佛教转为伊斯兰教

从公元前1世纪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一千多里,佛教在新疆处于绝对优势,是一片佛国,几乎人人都信仰佛教。来自西域的和尚,甚至直接推动了中土佛教的兴盛。敦煌藏经洞丰富的经变文,见证那个时代的辉煌。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东进扩张,在缺乏中土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西域佛国相继灭亡,整个新疆实现了伊斯兰化。整个过程大概起于北宋,完成于明朝中叶。 

一、喀喇汗王朝对于阗佛教王国的“圣战”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于阿拉伯半岛。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已得到了广泛传播。9世纪中期,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为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所灭,回鹘诸部纷纷迁离蒙古草原。其中一支西迁到了天山北路,以高昌(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另一支西迁的回鹘部落进入新疆的喀什,联合其他突厥部落建立喀喇汗王朝。西迁的两支回鹘人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进入新疆后许多人改信佛教。

此外,在今新疆西部与南部,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汉化的于阗佛教王国,佛教隆盛,疆土“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里。南接吐蕃,西至疏勒二千余里”,领地可谓辽阔,于阗国王李圣天是一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人,他崇信儒学,习汉语,穿汉服,沿用中原汉族礼仪,延续了于阗国历来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

他即位后不仅起了汉名、向宋朝重续“舅甥关系”,而且按照中原朝廷的惯例,采用了内地通行的年号,被后来李氏王朝的统治者所效法。其行政建制和职官制度,也处处模仿唐朝。始终不渝地坚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即认为于阗是中央政府下属的地方政权。

历史上,不打不成交的事情比比皆是。打着打着,交战的双方开始走向统一。喀喇汗王朝有一个世敌,这就是位于中亚的萨曼王朝,这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权。随着不断战争、商业贸易等来往,部分牧民和首领逐渐接受伊斯兰教。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首领是萨图克.布格拉汗。萨图克.布格拉汗信仰伊斯兰教的事迹,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很广。

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军队的军事征服传播到中亚地区。后来,阿拉伯入侵者对中亚的统治虽然崩溃了,但伊斯兰教已经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还出现了一些由当地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其中,与新疆毗邻的萨曼王朝就是这样一个由当地塔吉克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

9世纪中叶以后,萨曼王朝不断发动对喀喇汗王朝的“圣战”,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片领土。893年,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被萨曼王朝攻陷,驻守怛逻斯的副汗奥古尔恰克被迫迁往喀什噶尔。

不久,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争夺王位失败的纳斯尔王子潜逃到喀什噶尔向奥古尔恰克寻求庇护。奥古尔恰克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矛盾,不但允许纳斯尔在喀什噶尔避难,还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行政长官。纳斯尔到阿图什后不久,就利用他和奥古尔恰克的特殊关系,施展“牛皮巧计”,使一贯敌视伊斯兰教的奥古尔恰克同意他修建清真寺的要求。

纳斯尔回到阿图什后,立即宰杀了一头黄牛,把牛皮割成细条连结起来,然后用这条牛皮绳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立了一座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纳斯尔不仅建造了清真寺,还把喀喇汗王朝的的一名重要成员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展成为穆斯林。萨图克原是喀喇汗王朝大汗之子,幼时丧父,后随叔叔奥古尔恰克生活。相传奥古尔恰克曾答应等萨图克长大后就把权力移交给他。但在他长成后却没有兑现诺言,萨图克对此十分不满。

后来他常常去阿图什打猎,在这里认识了纳斯尔并成了朋友。不久,萨图克就在纳斯尔的说教下秘密加入了伊斯兰教,还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王室成员。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

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后,即在纳斯尔的帮助下开始了秘密传教活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他周围已聚集了几百名穆斯林。910年(一说91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在中亚穆斯林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这支穆斯林武装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政权。

此后萨图克即利用权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他死后,长子巴伊塔什继承汗位,他的教名是“穆萨.本.阿布杜.克里木”。穆萨继承了其父的遗志,为推行伊斯兰教而努力。他以权力强迫其臣属部下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得以快速发展。

据伊本.阿西尔在《全史》里记载说:公元960年有20万帐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20万好像不多,但注意单位是帐,1帐相当于一个家庭,平均5-6人,20万帐就相当于100万人左右。这仅仅是一年的统计,可见伊斯兰教的传播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就在这一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

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兴起以后,便与信仰佛教的邻国于阗王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时喀喇汗境内有不少佛教僧人和寺庙,喀喇汗王朝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尤其是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同时。穆萨.阿尔斯兰汗在实现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化之后,开始了对外扩张。打败了老对手萨曼王朝,将其势力挤出中亚,并最终联合其他中亚国家灭亡了萨曼王朝,成为中亚首屈一指的军事帝国。

执政于阗的李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在面对中亚各国时,以中华文化代表自诩。今天,许多中亚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实际上就是于阗的李氏王朝。他们对喀喇汗王朝强迫佛教徒改宗伊斯兰教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喀喇汗王朝首都喀什噶尔(今喀什)发生了佛教徒反抗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暴动时,于阗给予了支持,给喀喇汗王朝提供了“圣战”的口实。当喀喇汗统治者迅速镇压暴动之后,兵锋南指,与于阗王朝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

喀喇汗王朝与于阗、高昌大致示意图,不准确,网上没找到更好的

由于以“圣战”为号召,喀喇汗王朝得到了整个中亚伊斯兰势力的支援,而于阗则仅有高昌回鹘、吐蕃、甘州回鹘和归义军的支持,力量弱小。然而在战争初期,老牌佛教国家于阗王国却反而处于优势地位,一度打得喀喇汗国满地找牙。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一件和阗文书《于阗王尉迟苏拉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这是于阗王尉迟苏拉(李天德),在占领喀什噶尔后,向统治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通报攻占喀什噶尔的战争经过和今后打算的一封书信。

根据这封信,喀喇汗王朝与于阗李氏王朝这次宗教战争的爆发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962年,也就是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两年后。战争初期,于阗得到了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和吐蕃的支持,占据了优势。经过八年的战争,于阗军队占领了喀什噶尔,当地居民望风归顺,穆萨.阿尔斯兰汗战败后逃往中亚,他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及其他,还有他部下的财物”,都成了于阗军队的战利品。

于阗在占领喀什噶尔后,一边安抚百姓,树立傀儡政权,一边遣使分头向宋朝和沙州曹元忠报告获胜消息和今后打算,并送上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派往宋朝的使者是一位名叫吉祥的佛教僧侣,送给宋朝的贡品就是从喀什噶尔缴获的一头会跳舞的大象。

《宋史》记载: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其国(于阗)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于阗所以要向宋朝报告战况并进贡大象,一方面是地方政权向中央政府应有的例行公事,另一方面是对宋朝在战争期间给予于阗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感谢,第三个目的其实是来求援。

可惜的是,北宋未能给予于阗更多实质性的支持,使得喀什噶尔之战后的20多年里,战争进入了拉锯状态。双方之间互有攻守,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在此期间,喀喇汗王朝夺回了喀什噶尔,穆萨.阿尔斯兰汗去世。公元998年,一支3万人的于阗军队再次挺进到喀什噶尔城下,并对这座城市进行了长期围困。

当时喀喇汗王朝的大汗是穆萨之子阿里.阿尔斯兰汗。长期围困造成城内发生饥荒,民心浮动。阿里.阿尔斯兰汗只得出城背水一战,结果于阗军队战败,撤退到两国边界的英吉沙一带。阿里.阿尔斯兰汗随后率军跟踪追击,双方在这里形成对峙的态势。

公元998年1月末,两军在乌达卡拉展开激战,于阗军队乘喀喇汗王朝军队礼拜之机突然发起进攻,喀喇汗王朝军队大败,大批将士战死,阿里.阿尔斯兰汗也在激战中阵亡。后来穆斯林群众在他阵亡的地方为他建造了陵墓,这座以奥当麻扎著称的陵墓至今尚存。

阿里.阿尔斯兰汗死后,长子阿赫马德.托干汗继位。阿赫马德.托干汗执政后,继续同于阗作战。不久,喀什噶尔发生了反对伊斯兰教的暴动,于阗乘机出兵,一举占领喀什噶尔。阿赫马德.托干汗不得不派其堂兄弟玉素甫.卡迪尔汗前往中亚求援。在布拉哈找到四位伊玛目,组织起4万人的宗教志愿军,随玉素甫.卡迪尔汗火速赶到喀什噶尔。

由于这支生力军的参战,喀喇汗王朝士气大振,战局急转直下。早已疲于战争的于阗军队渐渐不支,开始溃退,喀喇汗王朝收复了喀什噶尔。玉素甫.卡迪尔汗进入喀什噶尔后,征集了两万名穆斯林士兵,连同原来的军队,号称14万大军。喀喇汗王朝的军队经过准备开始向和阗进发。在叶城的库姆热瓦特两军展开了激战,从中亚来的四位伊玛目之一的穆依丁阵亡,喀喇汗王朝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打败了于阗军队。1006年喀喇汗王朝终于攻占和阗城,灭亡于阗李氏王朝。

和阗城陷落后,一支逃到位于波娄之路的山上的于阗军队被追兵消灭。另一支退往东部山区;同当地居民一起,继续同喀喇汗王朝军队战斗。他们利用伊斯兰占领者不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不断出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今策勒县达玛沟一带,不愿改宗伊斯兰教的佛教徒同伊斯兰占领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地因此有了一个“乌尊塔特”(意思是“长期坚持异教的地方”)的地名。在策勒一个名叫波斯坦的地方,四位伊玛目中所剩的三位伊玛目(之前的战争中已死去一位)被反抗的佛教徒打死,当地至今仍存有名为“四伊玛目麻扎”的坟墓。

于阗佛教徒的反抗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才逐渐停息下来。所以,于阗民间至今还有于阗和喀喇汗王朝“百年战争”之说。

伊斯兰教凭借武力,即以“圣战”的方式传播到于阗地区;结束了佛教在这里千余年的统治。这是伊斯兰教传人新疆后,对佛教的第一次沉重的武力打击。从此,佛教势力基本上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这个传统的佛教地区成为伊斯兰教地区和伊 斯 兰教继续向新疆其他地区传播的重要基地。

二、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的战争

在喀喇汗王朝同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中,由于高昌回鹘支持于阗,因此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喀喇汗王朝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人恨之入骨。马合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词典》中,就称不信仰伊 斯 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所以,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于阗王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的“圣战”。

灭亡于阗佛国之后,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继续对高昌回鹘发动“圣战”。他率军从八拉沙衮(在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一带)出发,越过伊犁河,攻入高昌回鹘境内。高昌回鹘出兵迎击,打退了入侵之敌。

1017年,高昌回鹘发兵30万,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距八拉沙衮八日路程的地方。正在患病的阿赫马德.托干汗不得不抱病组织人马进行反击,打败了因长途奔袭而疲惫的高昌回鹘军队,又亲自率军追击,并再次攻入高昌回鹘境内。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拚杀,战斗十分激烈。

《突厥语词典》收录了多首有关这次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反映战斗激烈、残酷场面的,也有描述伊斯兰入侵者对高昌佛教文化进行毁灭性破坏情况的。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给战马佩上记号,向着回鹘地区的塔特(指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向着盗贼和恶狗,像飞鸟一样飞速进发。”

攻入高昌回鹘境内的这支喀喇汗王朝军队,对被视为“盗贼和恶狗”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我们进行夜袭,我们四周包围,我们斩去其额发,我们砍杀孟拉克(高昌回鹘地名)人。”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于所到之处,像在于阗一样,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大肆进行文化毁灭:“我们如潮水而至,攻陷了大小城池,佛像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

高昌回鹘对入侵的喀喇汗王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正当战争进行中,阿赫马德.托干汗病情加重,喀喇汗王朝不得不撤兵罢战,对高昌回鹘的这次“圣战”无果而终。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不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喀喇汗王朝因此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西喀喇汗王朝之间以及两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争,无力再发动对外的伊 斯 兰圣战。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一次传播高潮也就此结束。

此时,“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阿克苏的冰达板,南接于阗”的高昌回鹘王国仍是盛行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与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王国双雄并立,揭开了新疆北部地区以佛教为主、南部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大约持续了600年。

三、蒙古入侵带来的伊斯兰化

13世纪初,鉄木真先后统一新疆及中亚,将其领地分封于四子。次子察合台的疆域相当于现在“天山西北部的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天山南部喀什利利田地区,中亚的七河和河中地区。”鉄木真时代的蒙古诸部奉行萨满教,蒙古统治新疆以后,出现了多种宗教繁荣并存的局面。

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察合台汗国在秃黑鲁.贴木儿汗(1347-1362年在位)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出现了自10世纪喀喇汗王朝以来又一次传播高潮。秃黑鲁.贴木儿汗是新疆地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他利用汗的特权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迫使天山以北的许多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他采取了许多扶植伊斯兰教的措施,把伊斯兰教向新疆东部推进。

秃黑鲁.贴木儿首先征服伊斯兰教和佛教交界处的、具有1000多年佛教文化的龟兹,将大批佛教徒驱赶到外地,当地居民也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

秃黑鲁.贴木儿的后代更是热衷于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在黑的儿火者汗(1383-1399年)时期,他亲自发动了对尚未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地区的“圣战”,占领了吐鲁番和高昌回鹘的都城哈喇和卓,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势力占领吐鲁番后,对佛教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

佛教又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与伊斯兰教并存,直到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才完全取代佛教成为该地区普遍信仰的宗教。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又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最终完成伊斯兰教成为全体维吾尔族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这样,伊斯兰教在新疆达到最东部地区,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不久也接受了伊斯兰教。至此,伊斯兰经过600多年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新疆至此已几乎彻底伊斯兰化。

文章来源于:凤凰佛教网

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你知道多少

中国隋唐时期中亚的九个沙漠绿洲国家,即“昭武九姓”国,包括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国。他们处在古丝绸之路上,世代善于经商。唐中叶平定西突厥后,这九个国家便臣服于大唐王朝,随后开始了与中原汉人的融合。而其中的几个国家成为中国一些姓氏的起源。  “康国”为西域的康居国。据《梁书·康绚传》记载,汉代时康居国派遣王子来到中国,以示臣服。王子就落脚在河西(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待诏,后来便定居河西。康国是九姓国的宗主国,人好酒,善经商。唐朝时期盛行的“乞寒节”便源于康国。唐武德十年,康国使者第一次入朝长安,曾献狮子、金桃、银桃和胡旋女等。后来,康国人不断拥入中原,并逐渐被汉化。他们以国为姓,于是康国人便成了中国“康”姓的起源。  “史国”是康国的支系。居史城,因此便叫做史国。随着康国人与中原的频繁来往,史国人也开始到中原居住。据史料记载,史国人曾向唐朝进献文豹、舞女等。定居中原后以“史”为姓,以示不忘其本,并成为中国“史”姓的一支族源。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史料记载,安国曾向唐朝进献名马(传说是汗血宝马)。安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招募勇健男子,训练为柘羯。柘羯均为勇猛善战的斗士,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最初目的是为了押解财货,保障商旅安全,收取佣金。唐朝胡人安禄山本姓康氏,冒姓安氏,玄宗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招募了许多柘羯人助战。唐高宗永徽年间,安国归附中原,后为中国“安”之姓氏。  “曹国”分为东、西、中三曹。曹国人身材高大,精于战斗。唐时曹人也多为宫中琵琶高手,白居易《琵琶行》序中“琵琶女自言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之“曹”便指曹国人。曹国人入住中原后,依汉族人习俗,将国名汉化为“曹”姓,世代相传至今。  “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一带。地位居昭武九姓第二,国王姓石,都城在柘折城。唐高宗永徽年间,自愿归附唐朝,并将西域的歌舞传入长安,对唐朝的歌舞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著名的西域少数民族艺术家石宝山,就是大唐境内的石国后裔。  “米国”开元年间向唐朝进献狮子、璧、舞筵和胡旋女等。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米,西域米国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由此可见,米国在唐中叶以后便大量进入中原并逐渐汉化,成为中国“米”姓家族的祖先。  “何国”都城里的高楼上,北面绘有中华古帝及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诸王,何国国王每天早晨前往拜谒。从南朝梁代开始,中原就有来自西域的“何”姓人。唐中叶后,何国人便大量拥入中原居住,成为中国“何”姓的族源。  据报道,在西安、洛阳出土的许多昭武九姓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曹、石、米、何、康、安诸姓为唐朝立下的军功和担任的军政职务。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中国和西域的少数民族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大唐王朝繁荣兴盛的国力,吸引了西域昭武九姓国人民留居中原与汉人融合,并成为中国康、史、安、曹、石、米、何等姓氏的起源。谭新宇
http://history.sina.com.cn/bk/gds/2014-03-05/143084327.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225/17/1630322_267830416.shtml

If the Druze ar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they claim their original land is China then who are the ancestors of Druze in China?

History tells us:the Druze claim they want to go back to their mother land–China.

中东异类德鲁兹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西叙利亚豪朗山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主要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他们自称先祖是中国人,现在由于战乱想回归。本文摘自2016年9月25日《重庆晨报》,原题为《中东一支近百万的神秘民族,自称先祖是中国人,现想回归》。 
现在世界上认中国为先祖的民族很多,而且许多民族说的有理有据,甚至通过一些学者的考证也似乎符合历史进程轨迹。像越南、老挝、缅甸这些中国周边的小国家不算,连远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也自称是亚洲人的后裔,祖先来自中国的先秦。印第安人来自亚洲一说在考古和历史学界影响很大,通过专家考证,已经基本认同印第安人亚洲起源说。然而最近一个远在中东的神秘民族自称其祖先是中国人。这个神秘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戈兰高地和黎巴嫩的南部,以及约旦国的一部分,总数大概有100多万人。这个少数民族被称为“德鲁兹”,他们是什叶派穆斯林,讲阿拉伯语,他们的信仰中混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他们不像其他穆斯林一样,他们不斋戒、不朝圣等,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他们在中东被视为“异类”。随着近年来的战乱,生活中战争边境的德鲁兹人高呼要回归中国,要回到先祖的身边,做回中国人,他们称中国为“未来的故乡”。关于德鲁兹民族的来源在中东各国的早期文献中均无记载,他们自称先祖是中国人。历史学家从德鲁兹人的体貌特征和宗教演变过程,族群迁移痕迹等多方面的考证,发现他们与我国西部和中西亚的民族有相似之处,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确实有军队在中东一代征战的记载。这支在中东地区征战的部队是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的部队,他曾经攻占过今天的大马士革,后来他率大部队回国,留下了两万将士镇守大马士革。后来埃及、阿拉伯联军在叙利亚击溃了这两万守军,两万人死亡或流窜,很有可能是德鲁兹的祖先。而这两万人多为我国当时的新疆和回鹘族人(Uyghurs)。如今的德鲁兹人深目高鼻,相貌和如今的汉人藏族人相似。

如今的德鲁兹人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支,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主要生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在战火中他们多次打着红旗高喊要做中国人,把来世作中国人当成一个美好的梦。如果现在德鲁兹人申请回归中国,国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Then Who are the Druze? science has the answer.

Solving the mystery of the Druze – a 2,000-year-old odyssey

It is in what we now call the Middle East that humans domesticated plants and animals, built the earliest cities, devised the first alphabet, and wrote the first literature. But while many of the mysteries in the region’s history still abound, few have attracted more varied speculation than the origin of the Druze people and their religion. Modern genetics gives us powerful new tools to decipher the origin of the Druze.
Much like the Ashkenazic Jews, the origins of the Druze people and religion have fascinated historians, linguists and geneticists. For nearly a millennium, travellers and their neighbours have wondered and hypothesised about the beginnings of this enduring people, and their exclusive religion in the mountains of Israel, Syria and Lebanon. Benjamin of Tudela, the Jewish traveller who passed through Lebanon in 1165, was one of the first European writers to refer to the Druze by name. Even then, they were known as mountain-dwellers, and Benjamin described them as fearless warriors who favoured the Jews. But he could not state their origin, and he was not the only one to be mystified. Over the years, people have proposed that the Druze have Arabian, Persian or Near Eastern origins.
Reports from Cairo’s ruler, Al-Hakim (996-1021 CE), give us the first glance into the Druze and Druzism. Al-Hakim had sent missionaries throughout Arabia, to win new believers. His missionaries claimed the Druze had splintered from Isma’ili Islam, a branch of Shia Islam. After Al-Hakim’s sudden disappearance, the new ruler eradicated the faith in Cairo. The Druze who took residence in the mountains of what is now Lebanon, Syria and Israel not only survived, but flourished. Since the 11th-century Crusades, the Druze have played a distinctive role in the region. Also in the 11th century, the Druze closed their faith to new adherents. You cannot become a Druze. This exclusivity also means that modern-day Druze people contain the genetic signature of the their Druze ancestors.
The Geographical Population Structure (GPS) technology, which works in a similar way to the satnav geolocation system, uses DNA instead of satellites to predict the most recent geographical origins of a DNA sample. To infer the origin of Druze ancestors, my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has applied the GPS technology to the DNA of Israeli Druze.
Most of the Druze, we have found, can be traced to the highest mountains in Turkey, northern Iraq and southern Armenia, and to the Zagros Mountain belt bordering Mount Ararat – very close to ancient Ashkenaz. By comparing the DNA of contemporary Druze to DNA dated 1,000-4,000 years ago from the Levant, Turkey and Armenia, my lab confirmed these findings. This means that, genetically, the Druze really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neighbours. Unlike Palestinians, Bedouins and Syrians who share between 36-70 per cent of ancient Levantine ancestry, the Israeli Druze have only a minor Levantine component of 15 per cent an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80 per cent) ancient Armenian ancestry. Ashkenazic Jews, by contrast, had a major ancient Anatolian ancestry (96 per cent) and a residual Levantine one (0.5 per cent), in support of their non-Levantine origins.
The Druze have long preferred to live among high mountains, which has helped them maintain their close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providing them with protec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ruze habitation in high mountains is an ancient practice, one that their ancestors brought with them from what is now Iraq, Armenia and Turkey. But why did they come to the Middle East? Can DNA help us answer that?
Fortunately, since the Druze maintain a close-group social structure, each group preserved a different aspect of the Druze history. Genetic testing is thereby able to determine that the Druze DNA experienced its last major admixture event, where Druze mixed with local Levantines (Syrians), between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12th century. The date overlap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eljuk Turkish Empire into the Levant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to fight the Crusaders. We know that after pushing away the invaders, the Seljuks settled in Iran, Anatolia and Syria, and that the Druze were first recorded in that region around 150 years later. The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Druze and Armenians supports speculation that they had Seljuk ancestors. Most likely, the Seljuks would have, upon their arrival in the Levant for the Crusades, mixed with the native population. Some of them would have likely adopted the Druze faith. The Druze genome is therefore like a very long museum with separate rooms for Near Eastern and Levant exhibits, and including rooms for mixed inheritances that could not be sorted. Now, we can put together the remaining evidence to reconstruct the Druze’s history.
The Near Eastern ancestors of the Druze emerged near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region that saw the rise of domestication and agriculture. Unsurprisingly, it was also a major convergence point on the Silk Road, with trade routes leading to Constantinople and Antioch. This is when the Druze likely encountered the Ashkenazic Jews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global trade. The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Druze and Ashkenazic Jews is very high, although they emerged from different ancient founding populations (Anatolians and Armenians). However, although they started at the same place, they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 By the eighth century, Ashkenazic Jews had abandoned ancient Ashkenaz and moved north to Khazaria and west to Europe. Two centuries later, the Druze ancestors began descending to the Levant to fight in the Crusades.
When the Druze reencountered Ashkenazic Jews in Palestine centuries later, neither population recalled its Near Eastern origins, and both peoples developed a rich heritage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over the previous millennium. However, as both populations, to a large extent, favoured marriage within the community, each retained Near Eastern relics in its DNA museum, which allowed us to tell the end of this 2,000-years-old odyssey.
Reconstructing Druze population history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35837

100万中东异类称先祖是中国人 现在想回归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6-09-26/59771483.html

Solving the mystery of the Druze – a 2,000-year-old odyssey https://aeon.co/ideas/solving-the-mystery-of-the-druze-a-2000-year-old-odyssey